李谷一与韦唯的案件

李谷一与韦唯的案件的详细情况

1991年1月16日，南阳《声屏周报》头版发表了该报记者汤生午的采访文章，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其中原因》。文章借韦唯之口，“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委屈：1、在19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十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内地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舆论哗然；2、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3、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4、文化部分给团里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但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5、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6、该领导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是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走，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7、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要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文章发表后，《声屏周报》社将报纸寄向与之联网的二百余家地方报纸，并在文章的旁边标明“请转载”字样。到1991年5月，全国各省市数十家报纸先后予以转载。

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发表后，李谷一接连不断地接到质问、质询的电话和信件；更有恶言相加的辱骂。为了平息风波，为自己正名，李谷一在京召开了有四十多家新闻单位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李谷一又聘请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于1992年1月向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状告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本案中，韦唯是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因为文章是以韦唯的口吻写的，并且在发表前，又经韦唯两次审稿，内容又都是韦唯的个人经历。因此，如何确认韦唯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成了本案的一大难题：证人，第三人，抑或共同被告？如作证人，那案件的胜败与韦唯基本无关；如作第三人，那对韦唯不利，万一汤生午一方败诉，韦唯也只好跟着落败；而如果作为被告，那韦唯败诉后将承担法律责任。但让一个提供消息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似乎没有先例，李谷一在起诉书中并未将韦唯列为共同被告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然而，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在对本案作了一番调查取证后，于1992年6月3日决定追加韦唯为共同被告。

韦唯诉讼地位的改变，预示着法院认为在整个纠纷过程中，韦唯负有一定责任，并有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法律后果。并且，韦唯从证人到被告人身份的变化，将使被告一方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还使韦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的客观真实性大打折扣。这对被告人汤生午及《声屏周报》社是显然不利的。

但富有戏剧性变化的是，就在开庭的前夕，法院又突然决定正式撤销韦唯被追加的被告人身份，据云是“依据不足”。 这样，韦唯终于没有走向被告席。但这是否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在本案中的诉讼命运有了某种转机呢？这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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