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是否说过韦唯得爱滋病？

1992年7月11日。法庭在经过一天的调查后，进人辩论阶段。

由于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生午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而汤文的主要内容是涉及到李谷一是否大庭广众面前散布韦唯得了爱滋病。因此，原、被告双方首先就这一问题展开“拉锯战”。

原告代理人认为：1990年亚运会期间，中国轻音乐团共演出三场，时间是1990年9月25日至27日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演出的有关人员及个别观众证实，三场演出中从未出现过李谷一抓过话筒宣布韦唯得爱滋病的情节。法庭上，韦唯也承认不是在演出期间，而是在亚运会演出的一次彩排中。并且，有证据证明，当时李谷一只是以询问的语气问她，是出于对韦唯的关心，而根本不像被告人所写的“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爱滋病了。”

对此，被告方代理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并列举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李谷一确在公共场合散布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谣言。

证人韦唯在回答法院询问时称：“1990年9月24日排练时，李谷一在台下拿着话筒指挥，我上台时也拿着话筒，我有个习惯爱挠头，当时团长就用话筒说：‘你挠什么头，你那个爱滋病掉下来传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后很别扭，也没吭声。我唱一小节后，就拿着话筒说了一句：‘你还说呢，人家已经告诉我，说是你们俩说出来的（指李谷一夫妇二人）。’我一说，她更厉害了，说：‘谁说的，谁说的？’我说：‘反正有人说。”’

包括李谷一本人在内的共18人（其中原告提供的8个证人）都证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原告李谷一确实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过韦唯得爱滋病的话。

但是，原告李谷一却说：“我这样问韦唯是对她的关心。”

所谓有不准确之处，就是在于原告人的话不是在亚运会演出之中，而是在亚运会彩排之时所说。关于这一点，作者汤生午已在《编钟之声》作了纠正。

双方代理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上午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钟，审判长宣布休庭。

原告李谷一在下午的第二轮辩论中，嗓音哽咽，被告汤生午也显得异常激动。双方律师又继续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辩论。旁听席上，成千的听众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为双方精彩的论辩击掌叫好。 辩论结束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处理。”李谷一如是说。

被告汤生午的最后陈述感慨激昂，使不少旁听者落下了眼泪。他在陈述中说：“我原想通过报道使错误的造成者会因此而内疚，然而我想错了，原告不但没有这样，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且更大范围地加大对受害者的摧残，更广泛地散发谣言，看来，良好的愿望和良好的结果也许是不一致的。”

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最后陈述中称：对于汤文中个别细节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希望审判长对新闻工作者所受的客观限制予以体谅。

法庭临近结束审理时，审判长询问原告李谷一是否愿意放弃或变更诉讼要求。李谷一说：“很抱歉，不放弃。”审判长再问原告是否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李谷一说：“由于被告表现不好，不同意调解。”

夜幕来临，审判长再次宣布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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